EP#22 : 受不了：千禧一代如何成為倦怠的一代 : Can't Even: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 by Anne Helen Petersen

《Can't Even: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 by Anne Helen Petersen

受不了：千禧一代如何成為倦怠的一代

主題一：世代張力與嬰兒潮世代的遺產

安妮·海倫·彼得森的著作《Can't Even: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深入探討了千禧世代普遍存在的倦怠現象，並指出這並非源於懶惰或特權，而是經濟、社會和技術壓力交織的結果。其中一個核心論點是，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對千禧世代的價值觀和工作期望產生了深遠影響。

要點：

• 嬰兒潮世代的影響與矛盾： 嬰兒潮世代在二戰後經濟繁榮時期成長，享有穩定的中產階級經濟和強大的工會支持。然而，1970年代的經濟衰退帶來了不安全感，促使他們採取更加個人主義的態度，優先考慮個人成功而非集體福祉。他們灌輸千禧世代要重視感受和抱負，卻也創造了導致千禧世代沮喪的意識形態。彼得森指出：「嬰兒潮世代，在很多方面，要對我們負責，無論是字面意義上的（作為我們的父母、老師和教練）還是比喻意義上的（創造了塑造我們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環境）。」然而，問題在於「他們的無能力利用這些經驗來同情他們自己孩子這一代」。
• 「把梯子拉起來」的政策： 面對經濟不穩定，嬰兒潮世代採取了有利於自身安全和成功的政策和態度，例如削弱工會和減少對社會計畫的政府支持，這些都加劇了千禧世代在就業保障和收入不平等方面面臨的困境。
• 過度成就文化： 從小開始，千禧世代就被教育要成為「過度成就者」（Overachievers），將大學教育視為通往經濟成功的唯一途徑。這種觀念導致學生們產生了「無論他們取得多少成就，都永遠不夠」的結論。彼得森提到，她擔任教授時觀察到，儘管學生中仍有兄弟會和姐妹會成員，但他們「比我的同齡人更加努力學習。他們很少翹課，虔誠地參加辦公時間，並在任何時間發送電子郵件，但他們也焦慮地追求成績，一想到畢業就感到癱瘓，並經常被要求創造力的作業難倒。」

主題二：成長中的「迷你大人」與育兒模式的轉變

千禧世代的倦怠與他們的成長經歷和育兒模式密切相關。

要點：

• 「協調栽培」與「直升機育兒」： 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 Lareau）提出的「協調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模式，描述了高收入家庭如何安排孩子參與各種豐富的活動，以培養其未來成功的能力。這種方式雖然旨在為未來做準備，但也導致孩子們「過度安排」和「焦慮加劇」，成為「迷你大人」（mini-adults），擅長於結構化環境，卻可能缺乏獨立生活技能和應變能力。而「直升機育兒」（Helicopter Parenting）的興起，部分原因來自於1970年代末對兒童安全的社會焦慮加劇，進一步限制了孩子的獨立性和自由玩耍的時間。
• 對休閒的罪惡感： 這種過度安排的童年導致了千禧世代對「放鬆」感到內疚。彼得森引述 Caitlin 的話：「作為一個成年人，我意識到如果我不做點什麼，我就會感到壓力。我感到放鬆是一種罪惡。即使在大學裡，我發現自己每個學期都需要修十八到十九個學分，有一份校園工作，參加社團，做志工，參與戲劇和音樂劇，但我仍然覺得自己做得不夠。」
• 經濟焦慮的文化影響： 千禧世代對工作和成功的看法深受家庭不安全感（源於經濟轉變）的影響，導致他們「被驅使去超越自己，因為過去的負擔沉重」。

主題三：工作性質的惡化與「做你所愛」的迷思

現代工作環境的結構性問題，加上「做你所愛」的意識形態，進一步加劇了千禧世代的倦怠。

要點：

• 「不穩定無產者」的興起： 勞動市場從穩定的、有工會保障的職位，轉變為「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的增加，這是一個由零工工作者、零售員工、兼職教授和自由職業者等組成的新興階級，他們面臨就業不穩定、福利缺乏和經濟不安全。這種不穩定導致更大的脆弱性和倦怠。
• 經濟政策的影響： 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包括去監管化和工會保護的削弱，旨在以犧牲工人穩定為代價來最大化短期利潤。企業將非核心工作外包，創造了分級的工作環境，底層工人缺乏福利和保護。
• 「做你所愛」的陷阱： 「做你所愛，你餘生都不必再工作一天」的修辭是一種「倦怠陷阱」。這種觀念模糊了工作與個人身份之間的界限，使工人容忍低薪和惡劣條件，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在追尋「夢想」。史蒂夫·賈伯斯等人的演講也助長了這種迷思。
• 科技加劇倦怠： 數位科技模糊了工作與個人生活的界限，助長了對生產力不斷展示的需求，導致人們在未達到自我設定的標準時感到不足。社群媒體則滋生了比較和不滿，讓人們不斷將自己的生活與他人精心策劃的形象進行比較。遠端工作雖然提供了彈性，但也增加了對持續連接的期望，加劇了倦怠。彼得森提到，科技讓許多「瑣事」變得更加繁瑣，例如「找醫生，而且不僅是任何醫生，還要能接受你的保險，並接受新病患的醫生」。

主題四：休閒的異化與育兒的重擔

在過度工作文化的影響下，連休閒和育兒也成為了倦怠的來源。

要點：

• 「破碎」的休閒： 對千禧世代而言，休閒已經從單純的享受轉變為充滿焦慮和生產力壓力的空間。他們感到有罪惡感，無法在不追求效率或社會地位的情況下享受閒暇。「休閒」一詞的拉丁語詞根「licere」意為「被允許」或「自由」，強調休閒應該是允許個人享受的時間，而不是創造價值的義務。
• 工作狂的興起： 對工作狂的頌揚，以及對工作保障的擔憂，導致了一種將「更努力工作等同於更有價值」的思維模式。即使研究顯示工作時間增加會降低實際生產力，這種心態仍然普遍存在。
• 愛好與貨幣化壓力： 愛好失去了作為快樂來源的內在價值，常常被迫貨幣化。人們感到被迫從他們的閒暇活動中獲利，這給本應令人愉悅和恢復活力的事物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 育兒倦怠： 育兒已成為一項艱鉅的「工作」，尤其對於母親而言，她們承擔了家庭中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和情感負擔。社會對理想父母的期望不斷提高，而支持系統卻日益崩潰，導致父母感到筋疲力盡、焦慮和不足。經濟不確定性也加劇了育兒的壓力。
• 生育率下降： 千禧世代普遍延遲或放棄生育，主要原因包括倦怠和對職業的擔憂。這反映了社會對女性在職業和母親角色上同時取得成功的期望，增加了她們在個人生活決策上的複雜性。

結論：正視倦怠與呼籲系統性變革

彼得森最終強調，千禧世代的倦怠並非個人失敗，而是更廣泛的系統性問題。

要點：

• 倦怠是系統性問題： 倦怠並非個人層面的「不適應」或「脆弱」，而是資本主義當前形式下的固有問題，影響著每一個互動和每一個決策。「它不必如此。」
• 拒絕接受現狀： 儘管我們已經與當前現實妥協，「但这不代表它是对的。」我們應該傾聽身體發出的警訊，停止這種無休止的循環。
• 集體行動與同情心： 要解決倦怠問題，不能僅靠個人的「自我照護」解決方案，而需要集體行動和系統性改革。這包括提倡更強大的工會、監管保護、以及支持家庭的公共政策，以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富有同情心的社會。真正的解決方案是「為每個人，而不僅僅是為你，或那些看起來、說話、行為像你，有你這樣家庭的人，讓生活變得更好，去行動、投票和倡導解決方案。」

• 重新定義價值： 最核心的理解是，「我們可以達成一個驚人而激進的理解，那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價值的，僅僅因為我們的存在。」這種對個人價值的重新肯定，超越了生產力、消費和產出，是抵抗倦怠和實現真正幸福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