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是一部廣受讚譽但同時充滿爭議的著作,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物,再運來這裡?為什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麼名堂?」或者更廣泛地說:「為什麼世界上不同大陸上的人類社會,發展速度存在巨大差異?」戴蒙德的核心論點是,這種差異並非源於人種的生物學差異或智力優劣,而是由環境的地理與生物地理因素所決定。
核心論點:環境決定論
戴蒙德的理論可概括為「環境決定論」的升級版,他認為各大陸在農業發展的「起跑線」上的差異,最終導致了不同社會間在「槍炮、病菌與鋼鐵」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1. 食物生產:終極因
- 野生動植物資源的分配不均:歐亞大陸擁有最多樣且最適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例如肥沃月灣囊括了56種「大地精華」(大種子作物)中的32種,包括小麥和大麥。同時,歐亞大陸也擁有14種大型哺乳動物中13種可馴化的物種,如馬、牛、羊、豬等,這些動物不僅提供肉奶,還能提供勞力、肥料和運輸工具。相較之下,美洲僅有一種(羊駝),非洲和澳洲則缺乏可馴化的本土大型哺乳動物。非洲的斑馬、河馬、犀牛等因性情兇殘、難以圈養或繁殖等原因,至今未被成功馴化。
- 馴化過程:戴蒙德強調,馴化是人類選擇與物種演化無意中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某一人種的智慧結晶。例如,人類選擇較大的果實播種,導致植物果實體積變大。成功的馴化「包裹」使得歐亞大陸的農牧業得以快速發展。
- 農業的優勢:農業社會能生產更多熱量,支持更高人口密度。定居生活縮短了生育間隔,加速人口增長。糧食盈餘養活了不事生產的專家(如國王、官僚、士兵、工匠、神職人員),促進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文字的發展、科技創新和社會分工。
2. 地理軸線與傳播效率
- 東西向軸線的優勢:歐亞大陸主要呈東西走向,使得作物、牲畜、技術和思想在相同緯度帶上更容易傳播。相同緯度意味著相似的氣候、日照和季節變化,減少了物種適應新環境的困難。例如,肥沃月灣的農作物得以迅速傳播至整個歐亞大陸。
- 南北向軸線的劣勢:美洲和非洲大陸主要呈南北走向,導致跨緯度傳播受氣候帶變化阻礙。例如,美洲的玉米在墨西哥馴化後,耗費數千年才傳播到北美東部,安第斯山區的羊駝也未能傳到中美洲。此外,山脈、沙漠等地理障礙也進一步阻礙了傳播。
3. 病菌:無心插柳的生化武器
- 人畜共患病的演化:農業社會中,人類與大量牲畜長期近距離共同生活,導致許多動物病原體傳染給人類,並在人口稠密的環境中演化成適應人類的傳染病(如天花和麻疹源自牛)。
- 群體免疫的形成:歐亞大陸人群因長期暴露於這些病菌而逐漸產生抗體和群體免疫。
- 對新世界的毀滅性影響:當歐洲人踏上美洲大陸時,他們所攜帶的病菌對從未接觸過這些疾病的美洲原住民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戴蒙德指出,美洲原住民人口在哥倫布登陸後短短一兩個世紀內銳減95%以上,其中大部分死於歐洲病菌而非直接戰鬥。「美洲土著因歐亞大陸病菌死在床上的要比戰死沙場的多得多。」
4. 政治組織與技術發展
- 中央集權政府:農業帶來的糧食盈餘和人口增長,促使社會從平等的狩獵-採集「隊群」和「部落」演變為有階級和中央集權的「酋邦」和「國家」。這些組織能夠發動戰爭、維持秩序、徵稅並支持專業化分工。
- 文字的產生與傳播:早期文字為滿足政府記錄、宣導和管理需求而產生,主要由專業官僚使用。文字的傳播有助於知識和資訊的遠距離、精確傳遞,促進了技術和社會的進步。
- 技術累積與創新:戴蒙德認為技術發展是長期累積的結果,而非孤立的英雄行為。需求並非發明之母,許多發明在出現後才找到其應用。大的地理區域和人口基數能產生更多發明家和更多競爭,加速創新。例如,歐洲的分裂狀態促進了國家間的競爭,促使各國不斷尋求技術進步,否則可能被鄰國征服或在經濟上落後。
5. 「最佳分裂原則」:解釋中國與歐洲的命運差異
儘管中國在歷史上長期在技術和政治上領先世界(例如鑄鐵、羅盤、造紙、印刷、航海技術),但最終卻被歐洲超越。戴蒙德提出「最佳分裂原則」解釋這一現象:
- 中國的統一:中國大陸地形平緩,水系(長江、黃河)貫穿,易於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然而,高度統一的政體雖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也可能因單一領導者的錯誤決策而使改革創新停滯甚至倒退。例如,中國曾七下西洋,但因朝中鬥爭和禁海令而停止了遠洋探索。
- 歐洲的分裂:歐洲地形破碎,海岸線曲折,多個半島和山脈切割成數十個獨立的小國。這種分裂的局面雖然導致頻繁戰爭,但也促成了相互競爭和學習。當一個國家未能採納或推動某項創新時,另一個國家會取而代之,迫使鄰國跟進。這種「分裂但不過度分裂」的狀態,使得歐洲在技術和思想傳播上保持活力。
主要爭議與批評
儘管《槍炮、病菌與鋼鐵》廣受歡迎並獲得普立茲獎,但也引發了學術界廣泛的批評。
1. 過於簡化和環境決定論
- 單一因素解釋:批評者認為,戴蒙德過於強調地理和生物地理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因」,將複雜的社會歷史簡化為單一的環境因素,而忽略了文化、政治、宗教等其他重要變量。「太企圖以自然環境來解釋『最近13,000年來所有人的簡短歷史』,而落入『環境決定論』的圈套」。
- 忽略社會與政治結構:有學者指出,戴蒙德未能充分探討制度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例如,東德與西德、北韓與南韓在地理環境相似的情況下,卻因政治體制差異而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經濟與社會水平。中國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挑戰了其統一導致創新不足的觀點,儘管批評者認為這是「追趕效應」。
- 忽略殖民主義和剝削:大衛·哈維等批評者認為,戴蒙德的解釋淡化了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實踐對非洲等地區造成的深遠破壞,將其困境歸咎於「環境遺產」,而未充分考慮掠奪性資本主義的影響。「戴蒙完全不提非洲熱帶與亞熱帶土壤的『脆弱肥力』在一個世代的殖民統治內就橫遭摧毀的歷史,也不提更早被奴隸販子破壞的西非原有之蓬勃分散稻作農業。」
2. 對歷史細節的誤解與簡化
- 軍事歷史的淺薄:有歷史學家指出,戴蒙德對軍事歷史的理解「實在是膚淺到不行」,例如他高估了騎兵在所有稱霸世界帝國中的重要性,並將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的勝利過於簡化為騎兵優勢,而忽略了印加人自身的內戰以及西班牙人的策略和對當地信仰的利用。
- 忽略例外與複雜性:書中傾向於對一些歷史細節一帶而過,例如為何野牛未被馴化,以及玉米和土豆的傳播問題。戈貝克力石陣的發現也挑戰了戴蒙德「農業產生城市」的觀點,因為該遺址顯示在農業大規模出現之前,複雜的社會結構和巨型建築已經存在。
3. 「科學化」歷史的界限
- 學科歸屬與專業性:戴蒙德本身是生理學博士和鳥類學家,後來轉向環境歷史。有批評者認為他對人類學、考古學和文化生態學等領域的訓練不足,導致其論證「充滿了絕對荒謬的環境決定論」。部分學者甚至聲稱戴蒙德利用其在《自然》雜誌的影響力,阻礙了對其作品的學術批評。
- 預測能力與目的:戴蒙德聲稱他的研究有助於「改變」未來,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其目的並非預測,而是理解過去。批評者認為,他試圖將歷史「科學化」的嘗試,忽視了人類行為的複雜性和隨機性。
總結
《槍炮、病菌與鋼鐵》作為一部極具啟發性的著作,成功地將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視角引入人類歷史研究,挑戰了傳統的種族中心主義和英雄史觀。它清晰地闡述了地理環境對早期農業發展、人口增長、技術傳播和疾病演變的深遠影響,為理解世界各地文明發展的差異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框架。
然而,其對環境決定論的過度強調,對社會、政治、文化等非地理因素的相對輕視,以及在某些歷史細節上的簡化,也使其面臨諸多質疑。戴蒙德的回應——「了解過去是為了改變,而不是為了要重蹈覆轍或者延續這樣的不平等」——揭示了他試圖用科學解釋來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提供指導的意圖。
儘管爭議不斷,該書仍然是理解人類歷史和文明發展的重要參考,它鼓勵讀者從更宏觀、多維的角度思考人類社會的命運,並促使歷史學和相關學科進行更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探討。